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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应台的文字“理”在先“情”在后,所以有时让人觉得造作


龙应台:《天长地久:给美君的信》,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4月出版

我的“心里的我”有两个:一个5岁,一个39岁。

《天长地久:给美君的信》里有一篇,龙应台从自己六十五岁了,可购买高铁半价票说起,揣度她所知道,失智的高龄老母“你心里的你,几岁?”最后供出了自己的心里,住有一个“还没进小学受制度教育,凡事惊诧着迷”的五岁小女孩,以及一个跟着儿子骑摩托车到缅甸旅行,在沙尘满天的土路颠簸前行,回应儿子问候,高声吼回去“妈的好得很”,难得放纵自我的,三十九岁的母亲、教授、作家、公共知识分子。

藏在龙应台身上的这两名女性,让人想起了藏在周作人身上的那“两个鬼”:

这两个是什么呢?其一是绅士鬼,其二是流氓鬼……有的只是那两个鬼,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。这是一种双头政治,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,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。

周作人否认两者是所谓的“善神与恶神,善天使与恶天使”,对两者却都舍不得,“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“。这两个鬼到底是什么?跟龙应台体内的那两名女性又有何关系?

人的一生,呱呱坠地后,便从家庭、社区、学校、工作、婚姻……一步步走向社会,这种不停往外展延,走入群体的过程,即所谓的“社会化”(socialization)。因为社会化,我们知道价值,懂得规矩,学会拿捏分寸,规避冲突,或者说,了解了“规范与惩罚”的那一条界线,然后我们渐渐成为所谓有教养的文明人。文明的另一种说法,或即懂得趋吉避凶的“世故”(sophisticated,worldly)。这也是卢梭所说“人生而自由,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”的根本原因:我们都被法律、礼教、潜规则、国民生活须知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种种捆绑住了。

然而,社会化并非绝对或万能,多半的人都会被驯化,尤其读书多知识丰赡的;但总也有遗漏,存留在内心深处的“根性”(或童心),在生命遭受挫折或人生不如意时,或者就要跑出来淘气淘气。“名场阅历莽无涯,心史纵横自一家”的清代文人龚自珍,宦海浮沉,起起落落,便曾有“瓶花妥帖炉香定,觅我童心廿六年”这样的句子。说到底,但凡活着的人,心中多少都有两个鬼,一个是未经教化,纯然天真,不为礼教所捆绑的流氓鬼;一个是信领规诫,谈吐仪容循规蹈矩的绅士鬼。两者时常斗争,此消彼长,彼强此弱。龙应台那一句“妈的好得很”,恰恰是两鬼相扯的证据。但也因“妈的”讲得有点暧昧,不甚干脆,我们或者可判断,在龙应台意识里,相信文明、爱文明更多一点。

1983年,甫过而立之年的龙应台返台任教,同时发表评论文章——关于文学的,后来集成《龙应台评小说》;关于社会现象的,是《野火集》。这两本评论集,发表时即让人耳目一新,后者甚至燎原遍烧,形成“野火现象”。大家都在问:“她是谁?”原因倒也不是她观察到或批判了什么新问题。问题早就在那里,也有人提过,却从来没有人用如此犀利不苟而饱含感情的文字,将之一一曝露在世人眼前。《中国人,你为什么不生气》这一名篇的题目恰好说明:不羁的流氓鬼与规矩的绅士鬼同时出笼——五岁的小女生天真地问:为什么不生气?三十九岁的世故大女人急忙加上“中国人”三字。

戒严时代里,礼乐俨然,体制完固。河是河,溪是溪。人们认定“议论”与“抒情”乃平行的两途,“社论”与“副刊”是一报的两面,不该混为一谈。龙应台却硬是将之统一了。“她的评论不只合理,而且多情”,所以引人共鸣,今日看来,不过如此平常而已。当时读者却因看多、读多八股陈调,得见新鲜便群起拥趸。这样一枝笔,也不是没有过,至少我们所知道的梁启超评论便是“笔锋常带感情”,下笔自有一股渲染、煽动的力量。然而,白话文发展成熟后,揉合得最好的,怎么看,龙应台都名列前茅,毫无疑问。

此后三十多年,龙应台的写作,大体遵此而行,流氓鬼与绅士鬼此起彼落,有时五岁的小女生露脸多些,我们便有了《目送》《亲爱的安德烈》等,有时三十九岁的大女人本色浮现,《看世纪末向你走来》《我的不安》就出版了。

但也不是说这中间毫无轻重,一如前文所说,龙应台“相信文明爱文明更多一点”,仔细分析她的文字,或可得出“得理尽情”这四字,她的“理”在先,或说认定文学有用,可以鼓动人心,移风易俗,甚至“文字收功日,全球革命潮”,而“情”在后,是推“理”前进的一股力量。这种“意念先行”的写法,一旦揉和不好,很容易让人觉得她“造作”,许多难听的批评:“滥情”、“假掰”、“咄咄逼人”即因此而生。此种“爱之欲其生,恶之欲其死”的矛盾现象,在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达到了顶点。——誉满天下,谤亦随之。但其实龙应台还是龙应台,本质无非“笔锋常带感情”很爱写的一名公共知识分子,或常出天真之语的龙部长、龙老师耳。

三年的政务折冲,让我在“前线”、“战壕”里看到一个时代的崩解、价值的溃散……我的个人功课,却是在溃散的年代里如何重新找回单纯的初心?

2014年的龙应台,历经名利场争斗,遍体鳞伤,决心回归乡里,隐居到屏东大武山下的潮州,陪伴年逾九旬、已然失智的母亲美君。她每两个礼拜写一封公开信给美君,当作自己的人生功课,不停观照、摸索自我,也努力“觅我童心”,寻找更重要的价值。这一自我观照是否让这本书有什么不一样?或说十九封信到底是怎样写成的?慢翻细读之后,尽管整本书的编排,龙老师依然不忘“有用”两字,以几落的夹页(大河图文),将主角人物嵌入历史长河里,企图使整本书的背景更加宽阔,而得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之良意。然而,纯就文字来看,却仿佛有所转变,六十五岁的龙应台似乎渐渐“得情尽理”,先让情牵着笔走,要否说理可讨论,换言之,她不再演绎为文,而是归纳成文,或说行文更多一些自在与悠然(尽管写的是老病长照),行于所当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。即使口口声声轻唤“美君”,相对却也不那么在意“为何而写,为谁而写”的事,闲闲剪裁成文,美君遂得以发散而为天下人之母亲,让更多读者心起共鸣。

三十年来寻剑客,几回落叶又抽枝;自从一见桃花后,直至如今更不疑。

流氓鬼也好,绅士鬼也好,终究不过一“指”;真正天长地久,思之绵绵的还是那轮“月”啊!初心何在?此即是!

徐鹏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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